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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国际教育展网上教育展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柳斌会长致词

2009-11-10 16:18 国际教育资源网  

各位校长、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教育国际论坛,除了主论坛之外还设若干分论坛。基础教育研讨会是我们这次各分论坛之中规模比较大的论坛。我想更多的时间要留给下面两位嘉宾,我只是在这里向关注基础教育的中外各界朋友,对你们能够光临本次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想要提一点建议,比较概括的说几个要点,供大家参考。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目前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历史跨越。中国已经由人口大国发展为教育大国,也就是由人口大国发展到了一个人力资源大国。经过60年的发展,我们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由1949年的约80%已经减少到3.5%;小学入学率由1949年的20%提高到了现在的99.5%;初中入学率由1949年的6%提高到了现在的98.5%;高校在校生现在已经达到2600万,毛入学率达到23%。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由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化模式的转变。全国在校生的总数是2.6个亿,如果加上非学历教育,那么受教育人口已经达到3.15亿。人均受教育的年限由80年代初期的4.3年已经提高到现在的8.7年,进入领导岗位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11年以上。

    我讲这些数据就 是想要说明,中国已经由人口大国已经变成了教育大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建设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大家还记得温家宝总理在拜访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时,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培养高层次拔尖的人才、特别是有创造性的人才、能够获得诺贝尔的科技人才。应当说,目前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创新人才的竞争。创新能力薄弱是我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挑战。

    2006年社科院出了一个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列出了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其中中国香港排第11位,中国大陆排第34位。排名差距的原因主要就是大陆合格人才匮乏、科技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排名。在125个经济体当中,瑞士排第一、新加坡排第五、日本排第七、香港排第十一、中国台湾排第十三、印度排第四十二、中国排第五十四。

    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国际科学论文索引排名显示,被引证最多的前20篇论文中,中国论文是零篇;前100篇论文中,中国是两篇;前1000篇论文中,中国是14篇。虽然中国论文总数并不少,排第四,但创新维度却不高。

    我国目前还处在以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换取外国技术和贸易收入的阶段,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0%。而创新型国家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一般都能达到72%以上。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以卖出一台DVD机为例,卖价是32美元,扣除成本18美元及付给外国的专利费13美元,中国仅能够获利一美元。因此,虽然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万亿,但同志们要知道,这2万亿主要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得来的。我们广大劳动者长时间劳动,生产出大量产品,销到国外有时候还要遭到反倾销的贸易诉讼。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薄弱就会面临怎样的处境。正因为如此,建设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的教育培养体系是教育系统的战略任务。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60年来许多事物都变化了,但我们要看到60年甚至70年来基本上变化不大的有没有?有的,六、七十年来基本不变的是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诲,就足以让我们警醒。陶行知先生大家都很熟悉,我这里举他两篇文章为例,一篇文章是他1934年写的《杀人的会考》,到现在70多年了,还有一篇文章是《战时教育》,这是1944年写的,到现在也有60年了。

    在《杀人的会考》这篇文章当中,陶行知先生说,会考要考的就必须教。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会考所要考的必教,会考所不要考的就不必教,甚至是必不教。请同志们想一想,这种现象现在也还大量存在,所以陶行知先生强烈呼吁停止那些毁灭生活的会考。

    在1994年《战时教育》这篇文章里面,陶行知先生提出了要解放学生的创造能力,然后他具体论述了要解放学生的头脑,解放学生的双手,解放学生的嘴巴,要让学生提问,解放学生的时间,解放学生的空间。到现在为止,陶行知先生提出的这项任务我们也还没能很好完成。我们的应试教育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位普通的教师曾经讲过:假如没有了高考,我们这些教师还会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发人深醒的,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是,过分强调文凭的社会制度扭曲了教育的弓。
文凭是什么?文凭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很少去想过,其实文凭只是用来证明你的学习情况、证明你的学习历程而已。但是经过这些年的运作,我们的社会给文凭增加了太多的附加功能。什么就业准入、干部级别、干部选拔任命、体职加薪、住房分配、职务评定、两院院士的评选,以前还有子女的流转费,所有这些难于解决的问题都采取和文凭挂钩的办法。

    文凭成了解决难于解决问题的妙招。哪些问题难以解决就记起文凭这个法宝。于是文凭异化为一个魔杖,它迫使中小学生千军万马奔赴考场,形成“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样一张巨大的功力网,把干部、校长、教师、家长都编织进了这个网络里,使人们年复一年在其中苦苦挣扎,无法得到解脱。这就是我们目前教育面临的一种困境。当然,我觉得我们很多有识之士、很多校长、很多教师现在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而且都在努力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下面我要讲第五个问题,那就是让教育回归“以育人为本”的轨道。为了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脱出来,更为了使我们国家由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素质教育。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十分重视解放青少年的创造能力。为此我们就必须让教育回归以育人为本的轨道。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少数学校,尤其是一批重点学校、重点高中,在应试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能够突破应试的压力,开展了各种教改事业,而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尽管如此,他们身上仍然背负着沉重的枷锁。

    力迈学校敢峰校长曾写过一篇文章。他想在力迈搞素质教育,但是他认为当校长、办教育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不过尽管这样,毕竟有很多校长已经在开展素质教育方面迈开了大步,而且形成了很多很好的经验。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利用今天的研讨会,以及平时各种交流的机会,交换你们成功的改革经验。实施素质教育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素质教育既不可能自发产生,也不可能自动走向成功。它需要党和政府的推动,需要领袖的推动。我认为,凡是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没有领袖人物运用公权来推动,则很难取得成功。义务教育在德国就是用皇权推动。还有很多总统争当教育总统,也是为了要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

    要实施素质教育,我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不仅要从内部转变教育观念,也应呼吁体制上的改革。我觉得我们要用立法手段去建立新的中小学教育评价制度,要用立法的手段去改革和完善我们的考试制度。我想,只要我们毅然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跨越的目标是大有希望的,时间也不会太远。

    我就说这么一个开场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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